2022年的最后四个月，在位于青海玉树的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工作站，女性环保人们同协会工作人员、志愿者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日子。
她们早起在雪山背景前做冥想，停水时用雪洗漱，学习拍摄和剪辑，用牦牛奶、酥油、薰衣草等原料制作无污染的手工皂，守在烤箱边等待面包出炉。没有工作的时候，大家就到河边散步，去草原里玩耍，围在一起唱歌、跳舞……这是一种不同于长久以来这片土地上她们的女性长辈的生活。玉树州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澜沧江发源地，绝大多数人口是藏族。在辽阔的牧区里，受宗教文化影响，女性通常承担着照料家庭的角色。她们在公开场合表现内敛，常年生活在交通不便的雪山草原间，很难接触有益的新知识。此外，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以下简称“三江源协会”）亦发现，环保工作中存在女性视角缺失与女性参与度低的问题，这会影响项目落实。2020年，三江源协会开始运行女性项目，“希望女性更多地参与公共性事务，有更多的表达空间”。协会寻找有能力的年轻女性，协助她们在社区里建立起自己的团队，链接外部资源向女性们“赋能”授课，持续陪伴至她们有能力自发、独立开展工作。几年来，一批女性获得了许多成长。她们拥有了此地女性环保人的第一个社群，把学到的知识讲给社区里的其他居民。像多股原本无声的涓细水流汇在一处，一同前进，流向更广的天地。这所民间环保组织在实地碰撞中有过很多探索，产生和积累了理念构想外的在地思考与经验。一如采访开始前项目前执行者艺源的提示，“三江源女性环保人项目首先是一个环保项目，而不是性别平等项目。”2022年10月，影像赋能活动期间，大家在工作站的屋子里一起观看拍摄的视频
2019年，三江源协会决定开始专项帮助当地女性参与到社区可持续发展建设当中。协会秘书长东周群培介绍，想要做这件事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女性获得的学习机会少，女性参与环保工作少。三江源地区的人们大多以游牧为生。在牧区的藏族家庭里，女性通常在家操持家务，包括做饭、挤牛奶、捡牛粪、打酥油、带孩子、照顾老人等，家庭之外的事务则一般由男性处理。在协会提供诸如让牧民们外出学习和邀请老师到社区宣讲这样的学习机会时，八到九成的参与人员都是男性。“当然我们在整个过程中都很鼓励女性参与进来，但由于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背景，女性很多时候没法过来。”东周群培思考，社会不断发展变化，而女性长期接触不到学习机会，那她们对新的知识体系以及新的工作生活方式的了解就会越来越少。“在当地的文化里，如果一个家庭里的丈夫还在（参与社会生产），出面做事的妻子经常会被认为太强势了。于是我们设想，有没有可能专门成立一个女性环保人的组织，开展针对女性的活动呢？这样女性参与就可以获得家庭的支持，她的丈夫也不会觉得没有面子。”另一方面，协会希望推动环保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这关乎每个家庭的衣、食、住、行及对下一代的教育等各方面。而女性参与，会给环保工作多一份力。实际上，性别视角早已被纳入环保议题的讨论中。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性别平等”是其中一个目标。200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首次关注性别问题，2012年开始关注性别议程。
随着白色污染日益严重，三江源协会从2017年起开始推动零废弃社区与零废弃家庭建设。“零废弃”是指对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进行3R管理（源头减量、重复利用、回收循环），使垃圾无限趋于零，实现垃圾再利用的最大化。其间有很多具体而微的问题，比如，如果完全不使用塑料袋，会不会对女性处理家务带来困难？而当家庭中只有男性能参加论坛与培训时，即使他愿意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很难在家里推行。在当时，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三江源协会已经建立了比较好的社区基础，与五六个社区有较深的链接，但在85人的三江源环保人网络中只有5名女性。希希是协会的长期志愿者，在她的记忆中，她2017年初到协会时，网络中的女性系统地参与环保工作的程度并不高。例如一位职业为教师的女性环保人只参加过协会的一些培训，在课堂上向学生们科普相关知识。这个问题后来得到了更多的证据支持。协会在执行联合国妇女署CGF（中国性别研究和倡导基金）资助的项目时，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7月期间对三江源民间环保组织的性别意识状态展开了一次调研，对组织的创始人、负责人、项目实施人和受益群体四类人群进行访谈，共获得13个环保组织的43份有效样本。调研报告显示，组织中女性员工占比仅为21％，并且她们多承担后勤辅助、财务、宣传、手工艺制作等方面的工作；在项目设计、执行与评估各环节中，纳入性别视角考虑的组织较少，且实施受困于女性表达意愿低与表达能力弱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协会计划创建一个平台，以期让女性学习技能、增进知识，拥有选择家务以外的工作方式的机会，推动在社区治理中增加对女性需求的关注并针对女性开展工作。
这样一个“为了女性”的平台该怎么搭建呢？协会移用了过往运行以男性为主体的环保人网络的经验与方法——寻找、培育环保骨干，由骨干在社区内建立自组织，辐射更多人。“陪伴环保人”是三江源协会近年来的核心工作之一，这是基于“以当地人为主体、让社区自己成长”的工作理念，即不强制要求社区去做什么，而是聆听社区想做什么。这个理念源自三江源协会对开展工作中自身角色的反思。2012年，协会申请到了一个国际基金会的项目，目的是支持某个村落的发展，协会是项目的执行者与推动者。“做的时候我们感觉良好，百姓也配合，可是项目结束了，我们要离开了，这个村子里还能留下什么呢？”协会思考，一个研究者来社区分享自己的论文或者关于社区发展的想法，分享完，TA走了，村子里的人具备实现这个构想的能力吗？一个项目要对当地有持久的促进作用，需要在这个社区与外界有连接的情况下，发挥对接外部作用的平台退出之后怎么办呢？——由外来者开展项目，当地真正发展出的力量是非常少的，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项目就应该由社区自己的需求驱动。
于是三江源协会改变了工作方法：在每个村落寻找愿意为家乡事业付出、村民又信任的人，了解他希望做成的事，鼓励他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结成团队，由团队一起推动完成。协会与社区团队充分沟通，作为协助力量运用自身资源帮助他们解决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比如资金、人员、对外宣传的需求等等。当当地人的能力逐渐提升，获得独立申请外部资源的能力后，协会再开始淡出，去到更需要协助的地方。
开始发展女性团队时，协会借助已有的社区基础与环保人网络连接到更多女性。他们到社区召集有空闲时间且有参与意愿的女性，以及让男性环保带头人鼓励家里的妻女，推荐他们在社区工作中遇到的比较积极、会对此产生兴趣的女性——每个社区就如此发展三四个女性带头人。而后以当地的文化背景为基础，调研社区女性拥有的手工技艺，组建起手工团队，再邀请专业老师帮助团队成员提升技能。
“那这又如何与环保联系起来呢？我们就选择制作对环境无污染的产品，建立一种健康的、发展空间大的经济模式。”东周群培解释。
目前，措池、甘达、甘宁、那索尼等多个村已经发展起了女性带领或女性参与的团队，共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基于协会的女性项目，通过上述方式建立起来的全女团队，如杂多县的莫云村；一种是女性环保人在协会的驻扎工作站上开展旧衣改造等工作；还有一种是社区原本就有的合作社，女性环保人就是从合作社成员里发展起来的，如帕卓巴游牧人合作社、措池合作社。
在基层乡村里，这样的平台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以往她对外界的生活了解太少，在团队里，她可以上课，做喜欢的、会做的手工，通过销售产品提升经济能力，拥有放牧之外的另一种生活选择，获得自信心。有了自信，她更有可能去思考，在当下与未来的发展中，这些选择意味着什么？该怎样去拥有更好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些，当最后别人都舍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她只能一个人一直这样过下去。”东周群培说。
而当女性拥有了自己的团队，更进一步的是她拥有了参与社区建设的渠道。
关于这一点，东周群培举了一个例子。甘达村的“自然资源共同管理委员会”共有28人，由来自村委会、寺庙、学校、民间组织、政府的代表组成，其中亦有女性代表。“在讨论乡村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未来要做出的选择的会议时，女性的团队代表就可以发言和参与。”
“她有参与，她才可以发出声音，她的声音才可能赢得重视。”
但将已有的陪伴模式运用到女性环保人身上时，需要应对不同于男性的情况。很多男性有一定阅历积累，且为校长、村长这样比较有权威的人物，本身就拥有较强的能力与召集力。而四五十岁的女性则受教育程度不高，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太长时间待在家里，让她们走出来，去做带动性工作有很大难度。在外地上大学归来，以及虽然在本土、但接触过公益活动的年轻女性学习能力强，积极性高，有更多发展的可能；但是囿于年龄，她们有时在表达与事务考虑上没有那么成熟。于是，团队建立好后，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借助外部力量与资源给女性们赋能。他们刚好遇到了一个机会。时值联合国CGF第九期项目面向全国招募，该基金为研究当代社会性别问题与倡导具有性别敏感视角的发展规划和政策的项目提供资助。2020年5月，获得资助后，三江源协会执行的“三江源民间环保组织与游牧社区的社会性别构建项目”正式启动。协会的公众号文章介绍，项目旨在提升当地环保组织和公众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意识，促进性别平等的措施落实到位，实现在三江源地区环保工作中女性同男性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2020年，即将硕士毕业的艺源加入了一个名叫“维儿巴”的自然环境保护跨学科学习小组，其线下实践部分要求成员去到几个位于青海和甘肃的藏地环保组织当志愿者，艺源选择了三江源协会。她毕业后即前往青海，八月底，出于对协会理念的认同，艺源留下来成为了正式员工，主要负责对外传播、项目筹款与基金申请和项目执行等工作。当时女性项目正在进行三江源地区民间环保组织的性别意识调研工作，已于6月底邀请四位专家老师设计了访谈问卷。由于前一个执行人员的离职，艺源入职后便接手了这个项目。项目主要涉及三方面工作。第一部分为调研走访；第二部分是在当地环保组织中推动性别主流化，与环保组织的带头人进行沟通与培训，共同探讨如何在组织运行中纳入性别视角，倡导给女性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和资源；第三部分则针对女性环保人，将她们聚集起来，为她们提供培训课程，产出女性环保人故事的文章与宣传片，最后成立了“三江源女性环保人网络”——她们的第一个社群。培训课程关乎表达能力训练、生理健康知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由老师到社区里做分享，或通过线上会议进行。艺源与不同社区的女性带头人们之间建有群聊，有培训课程时，一般是将相关信息发至群中，再由带头人发到自己社区的妇女的群里，号召大家参加。慢慢地，妇女们觉得课程有用，有时还会主动提出想听的内容，比如防家暴、离婚事项、妇科疾病、教育等，反馈到协会，协会帮忙找老师安排课程。
当带头人们成长起来后，艺源们会给她们“布置任务”，让她们去社区里宣讲自己学到的知识；有时在一起放牛、过年聚会等场合，她们也将觉得有益的内容分享给自己的女性亲友。后来协会零星能收到想加入项目的申请。
这像是一个水波推及水波的过程，原本静默的涓涓水流汇集到一处，被源源注入能量，在广阔的草原上一起闪着一簇簇细碎的光奔向更远的地方。2021年10月31日，“三江源女性环保人网络”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来自江河源头各地的女性们聚集在玉树，自主讨论与表决通过“女性环保人公约”“女性环保计划表”等内容。她们围在一起大声朗读公约：“作为三江源女性环保人，我要开开心心地加油！……”2023年10月，受邀老师向措池村的妇女们讲授女性健康知识。当天有很多女性从很远的地方而来，有一位女性说自己早上五点出发，中午十一点才到达培训地。
这是第一个在藏区开展的环保与性别议题交叉的项目，他们没有太多案例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需要在摸索中进行。当外部的概念进入这片土地后，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理解问题。在不同的文化中，对某一词汇与现象的解释与理解是不一样的，如何把握其中的差异呢？比如，“性别平等”的本义是什么，西方概念里指什么，在藏区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中，又如何去理解这个“平等”呢？“如果解释得不准确，很有可能会造成新的矛盾。”东周群培说，“妇女听着听着课，觉得自己不应该继续在家里干活了，应该由男性来——如果形成这样的对立，那我们所推动的‘性别平等’一定是一种新的社会问题。”那么就由女性与男性坐在一起共同讨论什么叫“性别平等”，东周群培认为这是整个项目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如果对男性不做家务有意见，那由女性来承担原本男性做的全部工作可以吗？”“过去是根据生理上的区别做了分工，男性做的事是比较危险的。但社会发展后，外出不再需要骑很长时间的马，那空闲时间用来帮妻子做家务可以吗？”如此这般，每次召开相关论坛或会议都将男女性环保人一起邀请来，分坐长桌两侧，在问答中讨论如何理解性别议题。2021年，女性健康生活和环境论坛参与人员合影
讨论最后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平等是一种相互尊重。一个家庭里如果男性充分尊重女性，那他就会主动帮她干一些活，发现她累了会让她休息；女性也同样，看见丈夫劳累了一天，可能会想着好好给家人做一顿饭。
“不能把之前接触到的一些性别观点放到一种不同的文化中去贸然地讨论。”艺源刚开始负责女性项目时对当地文化还没有深入的了解，但已经持有这样的概念。艺源曾在维儿巴里听过一节有关藏区性别文化的课程，她了解到，在藏区不太存在所谓的性别不平等，更多要从宗教、历史的角度去考虑。例如在藏传佛教中，杀生是红事，带来的罪孽很深，一般由男性承担，女性则更多做温和的白事，如挤牛奶等维持生计的工作，女性是更受尊重和保护的。在每次开展活动前，艺源都会与本土的、男性的以及别的不同身份的同事交流，避免外来的性别观念引入后会造成矛盾与对立。整个项目运行中，他们都在避免制造冲突。协会公众号里一篇记述女性环保人故事的文章里是这样描述的：
探索女性的价值，让女性走出家门，这在当地是新的实践，没有先例。如果无法保证长期的陪伴和赋能，是很不负责的。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说，“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人在觉醒后发现自己深陷生活的漩涡，是很痛苦的。我们闯进她们的生活又走了，其实是把她们又扔回去了。
艺源说，这种探索要轻一些，慢慢来，要把握平衡点，不要太快太急。
采用“赋能”而非“赋权”的方式亦是出于此考虑，即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女性的能力，等待其自发地做有益于社区的行动，“（这样）那她其实是会被整个家庭、社区、不同性别的人所欢迎的”。“轻”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谨慎使用“性别平等”一词，不引起“以前是不是不平等”的争论；培训开放给所有人参与，不造成“女性就是要抱团，要排斥男性”的想法。
牧区的生活方式随性自然，鲜少有“ddl（截止日期）”的概念，比如希希有位朋友会在临开会前突然决定要搭车去镇上吃饭，一些志愿者开玩笑“协会的计划快如闪电，慢如蜗牛”——那就去顺应。在工作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约定晚上八点开会，但不能保证八点能把牛赶完；有人家里临时有事；有人居住的地方没有信号，很难联系上……“大多数时候我们对活动的参与人数都没有强制要求，我们会采取一定补充性措施——入户去与牧民们沟通，把线上会议录制下来在群里共享，不断与基金会沟通在地情况。”艺源介绍，“（毕竟）目的是真正地解决问题。”
联合国CGF的项目在2021年底结项后，三江源协会想把这样的赋能实践变成一个概念型“项目”延续下去。协会后来申请了一些其他基金会的短期项目，持续协助外界能量的注入——为女性环保人们提供环保、健康与手工技艺方面的培训，提供参与拍摄、采访、论坛发言之类的宣传机会，寻找健康物资支持渠道。在一次为期三天的培训里，女性环保人们从一开始的害羞，到最后都能够放开来跟协会的男性工作人员辩论，见到这一幕的希希感到非常开心。“这是非常珍贵，非常不容易的。”希希日常见到的年纪偏大的牧区女性，一般都用面纱遮着脸，不怎么讲话，聊到一些话题时会感到非常不好意思，掩着面低头笑。“相比起来，这些年轻女性们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已经是有很大突破了。”巴央家住那索尼村，家里一共有七个孩子，一个姐姐，四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这样的家庭组成在当地是常见的。2017年初三毕业后，因为妈妈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巴央回到了家中。2018年，巴央加入了父亲所在的环保组织囊格团队，负责记环保日记。囊格团队是三江源协会孵化的本土环保组织，那时巴央便开始接触协会。2021年9月，经东周群培的介绍，巴央加入了女性环保人的队伍。两年多来，在这里，她从不喜欢讲话、不喜欢交友，变得“嫌弃”自己话太多，并且结交了一群伙伴；学会了制作很多手工产品，面包、香皂、环保袋；戒掉了以前最爱的辣条和方便面，从“吃垃圾食品的大王”变成了实践“零废弃”的环保人……巴央笑着谈道，妈妈经常开她玩笑，说她加入协会后完全变了一个样。没有上学后的几年里，巴央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做家务。六七点起床，去牧区挤三小时的牛奶，把牛赶到草原上。回家洗衣、打扫，做午饭。下午可以休息两三个小时，四五点去把牛赶回家里，给牛喂草，做晚饭。加入协会后，除了6月及前后的挖虫草期间会待在家里，其他时间都在协会。巴央现在是穹空仓的成员，这是一个制作手工艺品的本土企业，亦由三江源协会孵化而来，最近他们在赶制一份一千个环保袋的订单。拍摄女性环保人视频时，采访提纲的最后一个问题有关她们的心愿，系列视频便以“江河源的心愿”为名。巴央（右）期待有一天家人能吃上自己亲手做的面包，她希望能开一家面包店。巴央已经参加了十余次课程了，她印象最深的是有关视频拍摄与剪辑的培训。2022年，三江源协会与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了“三江源环保人影像赋能计划”，希望通过影像记录当地文化，促进环保人对自我与社区的思考和表达。9月至11月，乡村之眼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教授和陪伴大家完成视频制作的整个过程。那段时间，大家每天都拍视频，自己剪辑，把作品展示给别人看。“老师说普通女性很难正对镜头，但是我们会拍下自己每天做的所有事，感觉特别好玩。”巴央说。2020年8月，在第一次社区影像培训上，吕宾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艺源关注当地性别问题的开始。当时有十几位环保人参加，只有一位是女性。老师请她发言，但她表现得很害羞，没有说什么。这一幕后，吕宾感慨，在做社区影像的工作中，女性视角是非常缺失的。这启示了艺源：如果用影像的方式关注环保的话，只有男性视角是并不全面的。后来，影像里的“女性眼睛”真的多了起来。在巴央的短片《寻找梦想的我》里，有着对自己参与环保工作的记录，学习制作面包和手工皂的过程，在雨里挤牛奶的藏族母亲，以及她眼里的雪山、风、云朵与河流……这是一个女性视角加入的微观体现，而社区生活中的女性参与又会带来什么呢？在牧区，月经期的清理问题困扰了妇女们很久。过去卫生巾并不普及，四五十岁那一辈的女性们一直使用的是牦牛毛、羊毛一类的毛制品。即使知道卫生巾的存在，由于居住地离商店很远，采买物资一般由父亲负责或家族成员一起前往，女性们由于害羞，很难开口提出购买卫生巾的需求。甘达村的女性环保人索南卓尕发现了这一问题。她在社区妇女们的群里同大家说，自己买过一种很好用的卫生巾，需要的人可以跟她联系，由她在网上购买。当时有很多人都来登记，买来后，索南一家一家地给她们送了过去。除此之外，她还观察到经常在雨雪天气里挤牛奶的女性容易患关节炎，有的女性身体有了小毛病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立马去检查，缺乏生理知识的女孩会无意识怀上孕。她同大家说，有需求可以在群里或私聊跟她讲。东周群培说，在调研社区女性需求时协会的男性工作人员很少参与，或者最多是旁听者，因为很多女性在生理健康的话题上很难开口，女性带头人则更容易与她们建立信任关系。索南现在是三江源协会的成员，负责女性项目、社区对接和环保袋制作等工作，前段时间刚协助一批捐赠的卫生巾的发放。在这样一个女性长期缄默的地方，打开她们的公共表达与参与的空间是非常不容易的。它需要发起者与当地有深厚的情感链接，也如同在此处为修复人类与环境之间的裂隙作出努力一样，都凭靠着民间组织与当地游牧人民身上宝贵的利他心。在一次公益沙龙上，志愿者正宁分享，村民们会在采挖虫草期间，放弃能带来高收益的虫草，花几天时间去捡垃圾。环保行动没有收入，协会大多数时候也只能通过申请基金获得项目费用。水源保护，垃圾清理，野生动物巡护，动植物记录，传统手工艺恢复……过程中会产生很多费用支出，大家也都愿意跟着协会长期地去做这些事。在一篇志愿者手记里，作者写：“某一天，协会的秘书长东周老师告诉我，‘利他心’的含义是‘抱着一颗对他人好的心去做事，而不计较自己得到什么，最终一定会收获好的结果。’这句箴言果然应验了，我想这就是牧民们纯粹而朴实的最高智慧。”2022年，协会成员、志愿者、环保人们一同到山上放置红外相机除了资金有限，人力短缺也是三江源协会这样基层的环保组织面临的问题。十几年来，协会的核心成员都不超过十个，落在个人身上的工作很多，艺源形容为“根本没有下班的概念”。在希希的观察里，每个人随时要处理很多机动性任务，比如有时打电话找东周老师或协会的项目官员洛松老师，他们可能会说自己刚刚在修一个柜子。有限的人力也限制了捐赠物资的承接和捐赠渠道的完整建立。“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本应该有更多的资源去帮助解决很多问题，过去积累的很多成熟的经验和稳定的模式也无法推广。”“这个网络是很松散的。”艺源坦诚说，“它不是组织性很强的一个团队，只是说大家在其中可以增强联系、共享资源、互帮互助。实际上这只是我们发现了更多对环保感兴趣的女性，有需要可以联系到她们。”大家的成长情况也是“两极分化”的：六七名成员参与度较高，有的已经成为了全职环保人；其他的可能因为家庭原因，则是“处于潜水状态，不会主动行动，通知有活动再来参加”。巴央拥有了工作，但家里的家务落到了她最大的妹妹的肩上。还有很多女性并没有走出家门。“我们经常能听到女孩子被留在家里的故事。”巴央谈起牧区女性的困境，“去年有一个女孩想和我一起去三江源协会工作，但她的家人一直不允许。那个女孩家里有八个孩子，她是老大。她想出去学手工，想工作，但她父母认为她不会汉语，又没上过学，不相信她能在外独立生存。”希希曾经同艺源聊，她们身上有非常纯粹的东西，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女性环保人，但实际上长期陪伴会有很多不可预见的困难，比如未来她们可能会结婚生子。在这么长久的传统的影响下，有的人真的会很内敛，想不断锻炼她们走出来的能力，时刻关注她们的成长和需求，这是需要很大的精力的。三江源协会公众号里“江河源的心愿”系列文章写了多位女性环保人的故事。达吉在合作社学做毛毡，想要好好保护草原；从小辍学的央措学到了很多知识，顺利完成了在家乡的健康宣讲活动；作为乡妇联副主席的更松永措入户调查社区女性生活状况，作为生态管护站干事的她则忧心女性管护员太少……她们看上去是那么美好，阅读时我心里埋下了一个疑惑——采访中，我谨慎地提问：会面临“倒退时刻”，感到无力或失望吗？艺源和希希都做出了否定回答。“通过我们的培训，很多女性能够在想要表达的时候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去做一些什么，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至于有的女性选择结婚、生小孩、照顾家庭，这是她自己的选择，我们每个人都会基于自己的身份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艺源说。希希补充了另外一层想法：有期待才会产生失望或无力的感受，但她们本来的样子就很好，没有必要去期待，而且更多时候是我们要去向她们学习。希希很感动于在她们身上感受到的生命力，她动容地聊起和她们相处的故事：她的眼睛是很亮的；跟她对视能获得沉静的力量；拜访结束后，她的母亲给了自己一个非常安全、非常有力量的拥抱；在辽阔干净的天地间，和她躺在帐篷里聊对生死的理解；她和她掌握了一般由男性使用的交通工具，在风雪中兴奋地骑行要去做分享……希希常念三江源土冷血热，在这里像是找回了遗失很久的自己，找回了生命中最需要的那个东西。“这片土地给我们的东西远比我们能给它的更多。”三江源协会依然在耐心地陪伴这群女性环保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不需要依赖项目人员，她们自己能够有意识、有能力去开展行动。”艺源说，“我们在等待一种自发性的产生。”*图片来自受访者
作者 | 卢灿秋
编辑 | 张天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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